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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朔州晚报 第6408期 第A8版:历史文化

雍正年间—平鲁有个教授叫王霷

  

■丁一厚
  丁一厚 山西山阴人,副教授,朔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科处负责人,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参编或独著《历史上的朔州》《朔州大事记》《朔州通史》《匈奴与朔州》《朔师春秋》《永恒的记忆》《咱们朔师人》《早期朔县师范》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书局、三晋出版社出版。
  清朝雍正年间,是平鲁历史上的一个时间节点。雍正三年(1725)平鲁由军事管理区卫改建为行政县,属同年分大同府在右玉所置朔平府所辖。这是平鲁自魏晋以来首次置县,县城在老平鲁城(今凤凰镇),意味着烽火连天、民不聊生的岁月已成过往,理诉讼,兴教育,办科举,完钱粮、赈灾荒将成为常态。
  雍正五年(1727),朝廷给刚刚建县的平鲁派来个进士出身的教授王霷。在政学一体的当时教授不同于现在高校设置的高级职称称谓,是学官,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兼一地最高学府的校长。明清府、州、县的学官称谓是不同的,一般而言府置教授,州置学正,县置教谕。各级还置训导,作为学官的副手,主要任务是教学,相当于管理、教学双兼挑。有的小县只置训导。平鲁本来设训导即可,从明末以来所以派来几个教授级的学官,是朝廷出于重视边地教育的考虑。清初,教授必须是进士身份出任,学正、教谕也多由举人出身才能担任。明代府学的教授为从九品,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及府、州、县学训导都没有品级。让一个够格担任府学教授的王霷到平鲁县任学官,级别不变,自然是高配官员。
  王霷教授在弹瓦小县平鲁能行使的权力其实仅是训导,既敬教劝学,也教书育人,所见他编撰书籍、撰写诗文后署名往往是平鲁教授管训导事王霷。但王霷不是一般的教授,不仅他的出身、阅历有些特别,更重要的是在朔平一带教育、文化史上甚至城建史上都写下了浓彩重墨的篇章。
  王霷先生不平凡
  王先生是山西翼城县北常村人,字时若,号介庵 。生于康熙七年(1668)。世习儒学,有家学渊源。有天赋,爱学习,喜游历,志向高,好思考,性耿直,行仗义。“天性聪颖,七岁入家塾,授以句读,便略通晓”“赖家传有书……手披目览,日不释卷,最爱读史,上下千古,评论人物。每睹嘉言懿行、忠孝节义等事,辄慨然以古人自期许,性尤嗜山水古迹,历城郭丘垄、圣贤英豪发迹之所,有残碑短碣,类以所见,质于所闻,恍然如遇其人。凡高山大川,一丘一壑,必详其端委源流而后快”“年二十余,有事江北,登太行,过黄河,经大梁、亳都,顺淮流南下,抵凤阳、淮阴南返”“不亢不随,不谀不谄,穷而益坚,不受人怜”“少时因家近市肆,耳濡目染,即好往来侠义,几陷身匪阵”“见义必为,不避艰险。待人以诚,推行置腹。排难解纷,从不言劳,乐与为善,将顺其美。匡救其实失,恭近于礼。师严正敦厚之儒,友勤学潜修之士,交爽直果敢之英,结醇朴谨饬之良,怜顽儒轻浮之子,鄙巧言令色之辈;至奸伪倾险之流,则避之唯恐不远,狂妄薄诈之徒,则直抉其隐而面折其非”。以上文字,出于先生自己笔下。从字里行间,我们能感受到王先生具有深受人们爱戴的品格、学问和行为,让我们想到游历名山川的司马迁、好为《梁父呤》的诸葛亮,当然也让我们感觉到他打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拗及得理不饶人的天真。
  王先生偏爱史书,嗜好游览,按先生自己的话说“志广学疎,泛而不切,杂而不精。虽日从事笔砚,于时文只得皮肤”。虽然是先生的谦词,但他的学习不符合科举考试的路数,注定科举之路坎坷崎岖。“盛年数困童子试”,考中秀才时已近而立之年。年已不惑,方中举人。康熙五十七年(1718)戊戌科中进士,已届天命之年。
  王先生中进士后,留京八载,深造交友,获益良多。康熙五十七年(1722)回桑梓候铨待命。一个54岁的老进士回老家等候朝廷选任,仕途自然谈不上顺利。在老家并未闲着,他带领乡亲们修旧堡,自己也打工挣小钱清欠债。后来终于被选任湖南慈利县令。但上任时间仅五个月,干得极不顺手。慈利“楚西极边,迫切土苗,山颠水涯,土广人稀,五载九易官,民刁吏滑。复有土弁阻挠,撞多逋欠,屡详不得达”。王先生提出辞职,“衰朽残年,懼不胜任,遵例详请改教”。县令改任教授是有先例的,往往是老弱病残等原因不能胜任工作。王先生年纪是大了,年老体弱、水土不服也是实情,也许他感到不能有所作为是辞职的主要动因。由县职改任教职,由府学教授实任小县学官,由南国极边转任贫瘠荒凉的北地,王先生既有人生失意的悲哀,也有脱离官场的欣慰。“以未展于民社,或可设施于详序”“遐稽远考,博览群书,讲道论文,成就多士,亦儒者分内事”。王先生认为虽不能行政造福百姓、报效国家,但总还可以兴学教书、造士育才,这也是读书人应该做的事。
  王霷教授不简单
  王先生来平鲁上任时已是花甲之年。年龄不是因素,职务不是借口,只要是金子,闪光没问题;只要有平台,一样会出彩。
  (一)兴学育人
  其时,平鲁官办县学只有固山书院。每年招收童生不足40人,教学课程按月安排各体诗文、赋论讲习,知县、儒学教授均亲临讲学。书院学风并不好,“诸生多不读书,专谋身家,与之讲学,反以为苦”。王先生两次筹款重修和扩建固山书院,自己率先捐薪水,东斋、西斋、明伦堂(讲堂)、敬一亭(藏书处)焕然一新。王先生致力以儒学礼教整饬边风,立学规,勤训课,制礼器,不图科名温饱,不羡仕宦富贵,不求为官之乐,俭朴自励,化民敦实务本。王先生讲学授课生动条理,生童易懂好记。“宣讲开陈,以身示教,月异岁更,渐改陋习”。他阐述做人准则的《介庵四铭》对今人的修身仍有启示:“立志铭:心之所主,是之谓志,其志不立,其本不植;匹夫不夺,方能成事,卓然有定,圣贤可致。养气铭:体之所充,是之谓气,其气若馁,其心则畏;直养勿害,乃为可贵,浩然不亏,生死不讳。守道铭:性之所率,是之谓道,背道而驰,宁非自暴?君子不离,穷达咸蹈,凛然常守,鬼神可告。行义铭:行之所宜,是之谓义,舍义不由,直为自弃;士人一身,名节攸系,截然能断,常变不易。”王先生在平鲁任职七年后,还代理朔州儒学训导一年多时间,这主要由于他的品德才学,也与当时他的同年(同年中进士)朔州知州汪嗣圣的盛邀有关。雍正十三年(1735),先生去世,享年67周岁。当年,固山书院十二名廪生集资为其树碑,将其忠于职守、矢志办学、捐俸筹金兴修学堂的功绩勒石,以流芳百世。碑铭云:“竭尽责守,持廉公正,视术业为重,因以掇金兴私塾,葺学堂。平邑士学,蹲履相济,多出其门,丰功伟业,故以名高望重,口碑交誉。”碑立于井坪城文昌帝君祠内,损坏原因及年代不祥,碑文收录于张泉著《通用酬世文》及《三晋石刻·朔州市平鲁区卷》。王先生对平鲁教育事业的贡献,功在当时,泽被后世。
  (二)纂修志书
  王先生在平鲁、朔州任学官时,还做了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纂修志书。方志是记录一地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文献资料。修纂志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肇始于战国,形成于唐宋,完备于隋唐,鼎盛于明清。“地近易核,时近易真”,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县者以志为鉴,早在宋代有识之士就认识到志书的“存史、资治、教化”功能。然而地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交融地区的朔平一带,战事频仍,文教落后,元朝时方编修了《朔州志》(已佚),平鲁、右玉从未修过志书。雍正五年(1727),右玉知县陈有年邀请王先生编写《右玉县志》,此书刻印成册,只是未能完整留存下来。现存残本一册,从目录看该书分为元亨利贞四卷。几乎同时他编修完成了《平鲁志稿》,可惜未刊印。雍正七年(1729),朔平知府刘仕铭组织编写《朔平府志》,刘任主修,王先生任主编,十一年(1733)告成,全书12卷,10册,40余万字,这是朔平府167年历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志书。雍正十三年(1735),即王先生去世那年,朔州知州汪圣嗣主修,先生编纂的《朔州志》完成。该书分12门86目。王先生在朔平一带编修志书带有开创性质。“潜幽窒,历寒暑,探讨编次”,翻阅大量古籍;冒雪冲寒,跋山涉水,调查名胜古迹,“心力俱瘁”。王先生对朔州地区方志事业的业绩永载史册,他的著作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极其珍贵。雍正《朔平府志》、《朔州志》后来不止一次再版过。
  (三)诗文流传
  王先生来朔平一带工作八年多时间,留下了不少咏山水、记世事、论人物的诗文,成为当地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特别是他创作的边塞风情诗,格律工整,用韵严谨,至今脍炙人口,为后学所推崇。《朔平府志》《朔州志》(雍正)《平鲁县志》《右玉县志》《朔州市平鲁区志》均收录了先生的诗文。诗文包括《平鲁八景》《恒阳十景》《重阳感怀》《朔州怀古》《怀苏武》《吊李陵》《忆明妃》《《介庵四铭》《重修井坪城梓潼帝君祠碑记》《南北宦游纪略》《朔官殉城是非议》《乌龙洞祷雨文》《朔平府志·跋》等。从诗文的内容甚或题目我们可知王先生在朔平一带是带着感情用心工作、负着责任踏实生活的,用先生自己的话说即是“赤心肠有怀便吐,真面目一望而知”。
  (四)监修府城
  王先生在平鲁任学官期间,曾由上司借调监修朔平府城。后来先生这样认识、回忆此事,“士生当世,苟有用我,喜有所稽以自见”“涉危堞,冒风雨,混杂工作”。可见先生态度之端正、工作之认真,体现的都是想干事的愿望、正能量的担当。朔平知府刘仕铭高度评价先生的监修工作,“分管各工则经历司周成平鲁教授王霷其劳最多”。让一个县的学官监修府城的修缮似乎不可理解,这正反映了王先生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书袋子。他早年有过率乡亲们修旧堡的经历。所有的道路都是相通的,所有的脚印都是相连的。
  王先生并未告老还乡,颐养天年,办教育、修志书直到人生终点,可以说是因公殉职。“家乡远隔,僮仆遁归,孑然一身,形影相吊,饮食服用,有为寒士所不堪者。为官之乐,从所未经;人世之苦,阅历殆尽”。但是先生有“科名非图温饱,仕宦不尽富贵”的境界,“宁为雄飞,不为雌伏”的情怀,以圣哲先贤“自期许”的志向,以惟恐“徒令浮生虚度、夙愿莫酬”的自警。
  上下数千年,官吏万万千,权不在大小,任休言偏远,王霷先生等想作为、敢作为、能作为的官吏像一颗颗耀眼的明星永远闪烁在中华文明璀璨的长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