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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朔州晚报 第6110期 第A7版:文 学 副 刊

我家的“安居工程”

  

□杨晓兰
  我常常梦见我家的旧院,梦中的情景也大同小异,总是下雨天,聚一院水,全家人大呼小叫,挽着裤腿排水。
  我们家的旧院地势低,曾经是几代人的一块心病。傍崖三间西窑,前半截是土墼碹的,后半截是崖头下掏出来的。这是我老爷爷留下的祖产。他从后山流落到这个川底村子,可谓是当院立擀杖——四面无靠!穷则思变,他老人家因地制宜独创了这种二结合土窑,既省工又省料。
  后来,我爷爷又在院子里碹起两间小正窑,一堂一屋,那是我父母的新居,也是我的出生地。
  小正窑的堂屋没有窗户,门框上头的部分用土墼堵得严严实实,因而堂屋里总是黑洞洞的。堂屋门头很低,进门前先得低下头,矬下身子。为了防止进水,门槛又留得高,如果不熟悉这种布局,碰头和闪腿是必然的。此其一。其二,白天进屋,得先让眼睛适应一会儿,屋里屋外光线反差大,眼睛适应不下来,很容易撞上当地墩放的那盘大磨。我小时候顽皮,为了避免磕碰,活动自由是被限制的。我个子矮,我妈总说是那两间小窑给憋屈的。
  碹新窑,搬出这个烂大院,成了年轻的父母最大的心愿。
  娶媳妇盖房子向来是庄户人家的大事。碹窑需要邻里相帮,乡亲们不惜力气,顶多管顿饭,只要张罗起来,没有碹不起的窑。挖根基,下石头,和泥打土坯,都是力气活,而且是脱皮掉肉的力气活,我常听我妈唠叨碹窑时受的苦:春寒料峭,每天天不亮,就推着平车上我们村西的泉子沟拉水。舀满一油桶子水,我大在前头拉车,我妈在后头推,回来时出一身大汗,衣服都湿了。然后就是放水,洇泥,洇好后和上铡碎的麦糠麦秸,反反复复地和泥,脱坯,有时候累得坐着就能睡着。我妈说新窑落成后,响了三十几个大麻炮,还未平整的地面上开满了红炮花,帮工的叔叔大爷喝得兴高采烈,醉在了泥水里。那一年,是上个世纪的1978年。
  1979年的秋后,我们搬进了新院子,住进了新窑。
  我清楚地记得,新院的院墙是半截矮矮的土夯墙,我站在墙根还露半个头,只需用手撑着墙壁,很轻松地就骑在了墙上。但就是有了这截院墙,院子看起来才像是院子,感觉不是住在大街上。那时候不兴盖房,也盖不起房,能碹这么三间土窑已经很了不起了。父母是村里为数不多能立起门户的年轻人,他们心劲儿大,要强,用黄土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新家。
  与潮湿仄逼的旧院相比,新院是方方正正的独立小院,每年春天,我妈都会在院子里种一些向日莲和吐丝豆角,还种一池子染指甲的海娜花。夏季,粉的红的花喜气洋洋地开着;秋天,洗脸盆大的葵花饼子把葵花秆儿都拽弯了。
  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逐渐富裕起来了,村里好多人家批了宅基地,碹新窑的多了,还有讲究的人家,土窑洞的前面包一层青砖,叫“砖挂面儿”,这一层面儿,不仅挂在窑上,更是挂在脸上。后来人们不屑于住土窑了,着手盖新房了。我妈一向心气儿高,又开始感叹了:多会儿咱也盖几间大正房!于是盖大正房成了妈妈日益迫切的家庭梦想。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村里人开始向城市进军了。人有多大胆,就能干多大事。我大我妈跳过了盖大正房的时代潮流,直接进军城市,在手里只有两万块钱的情况下,经过多方筹措变卖整合,硬是凑够了八万块钱,在城里买下了一处三正三南的平房院子。至此,我家算是一条腿迈进了城里。那年我们在城里的新房过年。我大打电话给村里的大爷,嘱咐他给村里的新院、旧院都贴上对联,大门口垒个旺火,给回家的祖先照个亮。城里的家,他们肯定找不见。
  新世纪以来,我们弟兄几个先后结婚,都在城里买了楼房。第三代人陆续出生,过年过节回村相聚,三间老窑,两铺土炕,实在有些拥挤。赶着乡亲们大兴土木,翻盖老院子的风潮,我们家也不甘落后,筹备着铲窑盖房。
  前一段时间回家,在即将被拆掉的老窑里住了一晚上,晚上睡不着,我妈叨叨着回忆一些关于老窑的往事。
  我妈说,碹这三间窑可费大劲儿了,动用了半村人……碹起来,连门窗也安不起,我和你大像老鸦含柴一样,一点一点攒巴……买不起铺地的砖,我们就到砖瓦厂拣半砖头……
  妈妈说,咱一下子圈不起院墙,就慢慢攒砖头,够一层搁一层;咱盖不起像样的大门,就用葵花秆子做两扇栅子,里间没门,你大刨了一个大树根,你二大爷会点木工,给对付出一扇风门……
  我知道了,古时候穷人家的标配就是“柴门”!用只配做柴火的材料做成的门,简称“柴门”!
  我妈说,那时候可真是穷啊,咬着牙碹起来的窑!我说,不舍的铲了?
  我妈很坚定地说,铲,一定铲。我要让你们住新房子!
  四十年的老窑,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步伐,在旧的宅基地上,我们的新房子即将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