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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朔州晚报 第5986期 第A8版:历史文化

边塞军事文化是朔州地域文化的主题

  

□王茂盛
  王茂盛,笔名文一,1964年出生,大学学历。喜爱文学,热衷于地方文史研究。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杂志。现就职于山阴县地方税务局。
  地域文化的产生,势必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或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经过历史的考验和人们的认知,最终形成了一个大家共同遵从的概念。这也许是我们应持的态度。
  这种地域文化现象在中原山西有很多实例。最著名的有“世纪曙猿”、“后土祭祀”、“盐火始创”、“军事开篇”、“蚕冶兴起”、“舜王犁耕”、“后稷农耕”、“禹治龙门”、“都市初成”、“商贸肇始”、“大槐树移民”、“魏都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结合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军事战争、农耕商贸、都市建设、民族交融、人口繁衍、旅游资源等等。那么朔州地域文化的核心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有人说,朔州文化就是根祖文化。我认为这种文化既区别于根祖文化,又与根祖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地域文化的外延比根祖文化要大,其内涵要丰富许多。朔州移民,就其地理单元小范围而言,似乎也是一种“根祖文化”现象,但与洪洞大槐树移民相比,不论在时间跨度,还是迁徙范围,亦或对历史的影响力来说,就显得有些逊色。因而,我们不必去效仿一个既成定位的文化概念。换一个角度来看,朔州边塞军事文化的内涵确实要比根祖文化丰富许多。
  还有人说,朔州文化是长城文化、塔寺文化、汉墓文化、西口文化、古堡文化、陶瓷文化、马邑文化等等。
  就朔州单个的地域实体而言,历史文化资源确实不少,甚至可以说不逊色于其他地方。按照城市沿革和建置时间来说,“马邑文化”是较早的;按照人口迁徙来说,“圪针沟移民”,代表了雁门关以北的一种移民文化;西口古道,既是一种移民,又是一种商贸文化,也是一种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碰撞的互惠文化;就长城及长城的附着构造而言,朔州的长城文化,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陶瓷而言,怀仁县又独占鳌头;就墓葬而言,山阴、怀仁、城区的汉墓葬文化,又各领风骚;就战争故事而言,怀仁金沙滩“杨家将文化”,又是另一种文化现象。这些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范围小、影响力小,充其量是一种“县域文化”现象,不能作为整个朔州文化来命名。唯一的方法就是将这些分散的个体文化像串珍珠一样串起来,从中寻找其共同的闪光点,以此确定朔州地域文化的精神实质。
  回望朔州历史,它是蒙古地区直通中原的中枢纽带,是中原汉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地,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的结合部,具有极其深厚的边塞文化底蕴。
  马邑文化的精髓就是军事战争的产物。秦将蒙恬筑城备胡,西汉的马邑之战、聂壹的“马邑之谋”,东汉匈奴、鲜卑的雁门郡之争,隋朝与突厥的朔州之战,刘武周的反隋之战,唐与突厥的马邑之战,唐马邑城的被迫迁徙,北宋杨业与辽的陈家谷之役,金掠朔州城,朔州抗清之战等等。这是生存的需要,更是战争的无奈。“圪针沟移民”,大多是因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而使得雁门关外的土著居民,不得不翻越雁门关,向南迁徙。而明代的军屯、民屯又加速了这一政策的尽快实施。朔州更是“左距雁门,右峙偏关,南屏宁武,居三关之中,为南北咽喉,东西要路”。右玉的“西口古道”,既是军事关口,也是移民出口和商贸中转站。在这条古道上,中原王朝挥师北伐,游牧民族铁骑南扰;和平使节奉旨西出,迎亲车队浩浩荡荡;历代帝王临幸塞外,驿马飞奔。杀虎口“内拱神京,外控大漠,实三晋之要冲,北门之扃钥也。”战事稍停,商旅往来。而处于“三县闻鸡鸣”的黄花梁,也是狼烟陡起,杀声不断,北齐政权大败柔然于黄瓜堆,北魏政权陈兵布阵,修建城关,筑堡建堠,鸡鸣城(早起城)、日中城、黄昏城(永静城),车履滚滚。雁门关长城沿线遗留的关城、古堡、敌台、烽堠、驿递、铺舍、城垣、峪口都与军事战争相关。以山阴为例,其境域内遗存的长城(山险)有11000多米,敌台56座,烽火台120多处(沿长城通道向外延伸的烽火台有49座,与关隘、城池、村堡相连的烽火台有70多座)。这些烽火台西北连接平鲁歇马关、右玉的杀虎口,东北连接应县大石口,西南起自胡峪口、新广武,南抵宁武关,连通了内外长城,扼守了雁门关内,形成了古代先进的军事报警通讯体系。据史载统计,自宋至明末,山阴境内烽火报警不下500多次,为边塞战事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存城址、关堡有20多处,山阴故城、旧广武城、新广武关城、新广武北关城、永静城、故驿古城、神武故城;胡峪口堡、水峪口堡、北周庄堡、永胜堡、河阳堡、郑庄堡、东双山堡、观音堂堡、南辛寨堡、盘道堡、包家岭堡、吴马营堡、张家堡、神泉堡、河曲堡、王家堡等。位于朔城区、山阴县、怀仁县的“汉墓”更是古代将士魂归安息的场所。杨家将的故事演绎和上映了一曲又一曲的战争画面。就连著名的应县木塔也是宋辽交战的产物。特定的地理位置,特定的战事环境,决定了朔州是个诞生将帅的地方,“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抗击匈奴的大将李牧、李广、卫青、霍去病;唐将郭子仪、宋将杨业等。及至近现代,更是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将他们的生命和鲜血留存于朔州这片广袤的大地之上!
  人类在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战争中,多民族之间的相互交融与碰撞和取长补短,势必会形成或达成一个共同认可的结合点,之后,繁衍生息,共同生活,以此求得长远的繁荣和统一。所以说,纵观朔州历史,不论哪一种文化,都与军事战争息息相关。这种军事战争史,其实也是一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
  高海先生所著的《朔州简史》前言就高度概括了这一文化现象:“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秦蒙恬筑城备胡,汉击匈奴,五胡崛起,北魏围建京畿,隋唐防御突厥,五代沙陀三王朝基业兴于黄瓜堆,宋抗契丹,明阻瓦剌、鞑靼,清征噶尔丹,均在这里上演了兴衰交替的历史话剧。匈奴、鲜卑、乌桓、高车、柔然、吐浑、沙陀、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十多个北方少数民族,与当地汉族在碰撞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共同积淀了中原文化和北方各少数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时值近现代,又经历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洗礼。硝烟散尽,山河重光。古迹众多,文物丰富,才俊辈出,名人如云,区域特色的历史文化内涵非常深厚。”
  在这些刀光剑影的战争中,朔州地区始终处于多民族相互交融,相互掣肘的最前沿。形成了内涵非常深厚的,具有鲜明特点的,以军事战争为背景的传统文化理念——边塞军事文化!
  军事战争,是整个朔州历史独特的现象,民族交融又是情理中的产物。所以说,雁门文化、广武文化、马邑文化、圪针沟移民、汉墓、长城、古堡等历史文化都从属于边塞军事文化。
  综上所述,关于朔州市地域文化的命名问题,我认为偏重于专家学者的意见或建议。至于如何命名,命名什么,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如何挖掘和利用这些传统文化,并为之更大限度地使当地文化产业得到提升。将这些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认知、开发、利用,服务于当下,造福人类,这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