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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朔州晚报 第5845期 第A8版:历史文化

中华名邑 边塞之都

  

□赫志刚
  赫志刚,大学本科学历。1989年参加工作,曾任原朔城区文体委办公室主任(朔城区科技文化广电体育局),2012年调任朔城区文物旅游局副局长。自幼较为喜欢文史类,也一度致力于该领域,惜资质和精力有限,心有余而力不足,仅达管窥入门而已。

  朔州老城
  朔州老城始建于公元前215年,是我国现存年代较为久远、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城之一,距今已有约2300年的历史。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统兵30万出雁门北击匈奴,在今朔城区一带筑城养马,史称“马邑”,两汉因之,均归雁门郡辖制。北齐天保八年(公元557年),文宣帝高洋迁朔州治所于马邑城内,并在秦汉马邑城墙旧址复筑州城,设行军道台。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设朔州卫。洪武十年,砖包4门。州城每边长约1000米,城高12米,堞高2米,顶宽13.3米,底阔26.6米,上有城楼4座,箭楼4座,角楼4座,敌楼12座,北门额“镇塞”,东门曰“文德”,南门名“承恩”,西门题“武定”。洪武二十年,砖包州城。
  “边塞”之要义
边塞,广义上讲是指边疆地区的要塞,泛指边疆地区;狭义讲则是边关要塞,即边疆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塞。因此也可以这样理解,“塞”与“关”相辅相成,互为依托,意即边关要塞。
  朔州的地理位置
朔州地处晋北雁门关外,右偏关而左雁门,雄踞三关之中,外连大漠,内通中原,北则拱卫燕京,南则遥控雍并,地理雄胜,易守难攻,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北方游牧民族要想进入中原,就必须占领朔州,把朔州作为跳板,跨过雁门关方能得逞;而中原王朝针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行动也必须将朔州和雁门关当成战略依托或据点,进可攻,退可守,再经白道而进入漠北,朔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不单单是在军事上,朔州同样也是“和亲”与“互通关市”的必经之道和商贸通道,如汉元帝时期的“昭君出塞”等等。
  古代朔州的军事建制
秦筑马邑城后,在此设置了马邑县,归雁门郡辖制。“邑”在汉语中有“都邑”、“都”的意思,可见当时朔州地区养马的规模和马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因此朝廷常年都派有重兵把守。两汉时延续了秦代马邑县的设置,并增设了“阴馆县”和“楼烦县”。北魏定都平城(大同)后,朔州成为拱卫帝都的京畿重地,军事地位凸显,及至北魏迁都洛阳后,朔州再次成为抵御北方其他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防线。东魏(都河北邺城)、西魏(都长安)分裂北魏后,朔州成为两个王朝东西部交界地区和缓冲地段,因此都派重兵驻守。北齐(都邺城)、北周(都长安)取代两魏后,北齐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六年(555年)迁朔州治所至新城(梵王寺村北),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再迁治所于秦汉马邑城内,重筑州城,正式地名“朔州”,并设立行军道(相当于现在大军区)。北周灭北齐后,改朔州行军道为总管府。隋统一后,开皇年间,隋文帝杨坚仍设朔州总管府。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废总管府,改马邑郡和行军道。唐武德四年(621),唐高祖李渊改马邑郡为朔州。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复改朔州为马邑郡。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再废马邑郡,置朔州府。大唐一朝,朔州(马邑)的军事建制均为行军道。五代时,朔州先后设兴唐军、彰国军和振武军。辽宋相争时,辽曾设顺义军,北宋则设立了朔宁府,直至后来被女真人(金)占领,再改顺义军。洪武年初(公元1370年),明廷在朔州设立了朔州卫,派兵约6000人驻守。
  古代发生在朔州的一系列战事
  西汉初年,韩王信移都马邑后,时与匈奴勾结,高祖刘邦亲率大兵前来征讨,由于轻敌,结果在大同以东的白登山被匈奴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史称“白登之围”。解围后,高祖派太尉周勃再统大兵兵临马邑,几番大战,终于收复了马邑。
  “文景之治”后,西汉的国力大大增强,具备了和匈奴一决雌雄的实力。经历了著名的“马邑之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先后派大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统领大军兵出马邑,展开对匈奴的全面反击。经过六次大的战役,终于打垮了匈奴主力,完成了世界历史上农耕民族大规模战胜游牧民族的奇迹,也促使西汉王朝登上了中国历史的第一个巅峰。
  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和来自漠北的南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围绕对马邑的争夺,进行过多次大的战争,最终东汉巩固住了对朔州的统治。魏晋时,鲜卑、匈奴也曾经在朔州与中原王朝进行过几次大的战争,直至北魏入主,一统北方。
  隋唐时期,突厥分裂为西突厥和东突厥,成为隋唐北方最大的隐患。隋文帝开皇至隋炀帝大业年间,隋廷先后派杨弘、高炯、李光、杨爽、李充、杨广、杨素、杨谅、史万岁、李渊、王仁恭等名将统率重兵或兵出朔州,或鏖战马邑,与西突厥进行了多次决战,最终使西突厥由盛而衰,投降隋朝。唐高祖武德年间,东突厥与苑君璋互相勾结,意欲图占朔州,于是和唐王朝反复展开了拉锯战,朔州时而易帜。贞观元年(627),突厥内乱,苑君璋乘机率部降唐,朔州终于回归大唐。贞观三年冬,太宗集结军马30余万,遣李靖等六总管统领,由朔州道出军,重创突厥。第二年春,李靖又亲率轻骑三千,兵出马邑,大破突厥,突利可汗投降,颉利可汗遁走铁山(阴山北),李靖乘胜追击,生俘颉利可汗及余众10余万,亡东突厥。突厥灭亡后,李世民采用温彦博的建议,保全了他们的部落。这样,突厥部落得以保全,到唐高宗时期人口再度繁衍、实力渐增,又开始蠢蠢欲动,进犯唐朝的边境。唐高宗于是调动大军,以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18万大军集结于朔州,设计再次大破突厥。从683年起,突厥对朔州地区的侵扰日渐加剧,唐军与之对垒,没有占到上风。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年),紧急任命当时已是高级将领的黑齿常之率兵迎击。常之到达朔州,就在马邑城东南不远处与敌遭遇,敌骑三千,而常之只有二百。虽然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但常之是善于打遭遇战、打硬仗的,他毫无所惧,发动突袭,结果是敌人弃甲逃窜,溃不成军。期间,朔州还发生了两次唐与薛延陀之间的战争。贞观十五年(641年),北方游牧民族薛延陀的真珠毗伽可汗听说唐太宗将东封泰山,边境必定空虚。于是,薛延陀发动本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各部共20万人,浩浩荡荡越过长城,开始侵略行动,兵峰直指朔州。接到告急报告后,唐太宗命令张俭率一部兵马到朔州以东,又派兵部尚书李勣(瓦岗徐茂公)为朔州道总管,率领大军赶往朔州。一场鏖战,薛延陀战败,仓皇北逃。李勣派出的骑兵一直追到大青山(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北),薛延陀看到无路可逃,就在大青山下摆开战场,准备与唐军决战。唐军在李勣的合理调度下,巧妙应战,大获全胜,斩首3000余级,俘获50000人。大度设(薛延陀可汗之子)逃到大漠以北,又赶上暴风雪,人畜冻死十之八九。就这样,在李勣所部唐军的打击下,原来曾对唐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薛延陀遭到重创,已经不能称为唐之强敌了。又过了几年,薛延陀乘唐太宗伐高丽未还,又一次率军来攻。还是李勣,联合江夏王李道宗,再次出兵,彻底击败薛延陀。薛延陀败后,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归附唐朝。到了唐晚期,回鹘人和唐朝又在马邑有过几次征战,但规模不大,这里就不一一加以赘述了。
  辽宋时期,朔州初为辽国所占,为振武军治之所在。北宋后又设朔宁府,金灭北宋后再改朔宁府为顺义军。期间,辽、宋、金围绕这一战略要塞展开的战争不胜枚举,惟有“陈家谷之战”至今荡气回肠、可歌可泣。宋雍熙二年(986),北宋王朝兵分三路,发动了第二次对辽战争。潘美、杨业为西路军正副将,兵出雁门,仅仅一个月就收复了寰州、朔州、应州、云州。之后东路军因曹彬贪功冒进,被契丹所败,直接影响到中路军和西路军的侧翼和后方安全。及至中路军战败,辽又占领了寰、朔、应,云四州。此时,杨业父子再次率兵从石碣峪北进,按原定计划潘美、王侁应列阵于陈家谷(近朔城区狼儿村)接应,可二人却贪生怕死,违约撤退,导致杨业孤军奋战,惨遭耶律斜轸伏击。杨业父子死战脱围,至陈家谷再次被困,延玉身中数箭,口吐鲜血,晕绝身亡,杨业身负重伤,坠马被擒,三日不食,疮发而亡。
  “边塞之都”
  从蒙恬首筑城邑到明洪武三年设立朔州卫,时间已然过去了1600多年。通过对历史遗迹的追寻,我们不难看出:历朝历代、帝王将相、有志之士都特别看重朔州,非常关注朔州,或亲征,或巡幸,或派名将重臣莅临,或高筑墙加固城防,凡此种种,绝非偶然,而是势之必然。
  诚然,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上也确实曾有很多的地方被冠以“边塞”之称,如内蒙九原、甘肃武威,内蒙托克托、甘肃玉门关等,但从历史记忆和古文化积淀来看,无一能与朔州相比肩,它们或昙花一现,或残缺断代,或距今很近,或远不可攀,或荒废,或摒弃,没有任何一个城邑能够像朔州一样在近两千年的朝代更迭中地位依旧,作用依旧,风姿依旧,郡、县、州、行军道台、总管府、军等行政建制和军事建制轮番登台,绵延两千年。而且我们也不难看出,那个时代发生在北方的事关国家主权和国家危难存亡的战事,大多与朔州有关,要么兵出朔州远征漠北,要么马邑城下浴血鏖战,可见朔州“边塞之都”的地位不可撼动。
  唐太宗李世民曾有感而叹:“山西乃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则总结“朔州”系“全晋之巨防也”。山西号称中华之“表里山河”,那么朔州就是中华“表里山河”之不可或缺的“北大门”——“中华边塞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