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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朔州晚报 第5636期 第A8版:历史文化

关于朔关于朔州历史生态文化的州历史生态文化的思考思考

  

□高春平

  高春平,1963年3月生,山西离石人,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理事,山西省历史学会副会长,山西省党建研究会特邀研究员,山西省晋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现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山西地域历史文化及其主要特色
山西素称表里山河、三晋大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地域特色鲜明。近年来,随着文化强省战略和旅游发展的需求推动,全省上下对不同历史时期地域文化逐步重视起来,尽管看法还不完全一致,但认识在不断深化提高。
  全省地域文化按传统的五大地域板块来粗分的话可以称为:晋北(忻州、朔州、大同、雁北)佛教边塞军事文化,晋中(太原、晋中)龙城古都与晋商诚信文化,晋西北(吕梁、忻州西八县)黄河黄土民俗文化,晋东南(长治、晋城)上党炎帝农耕文化,晋南根祖文明与池盐文化。
  全省地域文化按今天的行政区划来概括的话可以称作:大同魏都佛教文化,朔州长城生态文化,忻州五台佛教文化,太原龙城古都文化,晋中晋商诚信文化,阳泉工矿实业文化,吕梁黄河民俗文化,长治炎帝农耕文化,晋城煤铁古堡文化,临汾尧都陶峙文化,运城根祖池盐文化。
  朔州雁门关内外长城边塞军事生态文化
  朔州设市虽较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晚点,但朔州历史可不晚,文化也比其它有的地市更多元和丰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朔州早在历史上的秦汉时期就曾设置过雁门郡、代郡、朔平府等重要郡治。在秦汉魏晋之前,朔州的历史地位、军事战略要冲位置很长时期比大同还高,还重要。这是因为三点:
  第一,地理上讲,朔州地处中原农业文明与塞北游牧两大文明交接地带的分界段,具有独著特色的边塞军事文化和战略地位。也就是说这儿是中华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交错地带,由此产生了及其重要的独著特色的内外长城边塞军事文化、马邑文化、生态文化等。朔州内长城上有依凭天然险要地势修筑的,号称九边尊塞第一关的雁门关,它与宁武关、偏头关合称外三关;外长城上有著名的出塞西口:参合口(秦汉)、狼牙关(北宋)、杀虎口(明清)。历史上,朔州位于司马迁《史记》中所将的“龙门——碣石农牧分界线带上”,北方少数民族楼烦、林胡,匈奴的活动,一直主要在阴山脚下到雁门关一带。如果北部少数民族一旦占领朔州,越过雁门关,便可南下饮马中原,威胁山西乃至全国,那中原王朝的统治就危险了。所以历代中原王朝许多著名将领如李牧、杨业等都在镇守西口、雁门关。过雁门关,经今天朔州地区,出杀虎口,既是中原防守北部少数民族进犯的军事重镇,又是南北通商要道。历史上,朔州的确是京都藩屏、中原门户、全晋巨防,历来为世人关注、兵家必争。
  第二,人文来讲,朔州是中国境内胡汉两大民族长期以来既征战、冲突、碰撞,又通婚、交流、互市、民族融合的大舞台。由此形成了尚武、豪爽、奔放、团结,爱护家园的长城文化、门神文化、西口文化等。胡服骑射、马邑之谋、南匈奴汉化、尉迟恭、麻家将、日进斗金的西口古道杀虎口关,民族英雄李林等事件都发生在这一代。
  第三,生态景观方面,两大文明、两大民族的时战时和的交流互动,形成朔州独特的体量大、存量多、风光美、雄奇险秀的内外两道长城边塞自然风光和苍凉壮美的军事烽堡景观文化。历史上多年的征战厮杀也造成自然生态的严重破坏、人口伤亡。例如,宋元时期,右玉一带山上还是森林茂密,中原王朝大军西征时,有的边关山上树木密如篦梳,人骑不能并行。但明代正统年间土木之变后,英宗皇帝被俘,明朝为防范蒙古人进攻,在长城沿线实行了边关“烧荒”政策,为防蒙古骑兵突袭,视线辽阔,把许多山上的树木花草烧光砍光。正德年间,明蒙双方一场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明武宗在应州(今应县)差点又被蒙古人俘虏。嘉靖年间,明蒙之战更是大不隔年,小不愈月,惨烈无比。麻家将著名的右卫保卫战家喻户晓。造成了朔州一带风沙肆虐、胡汉混杂、基因混血、性格多样的人文特征。生态变化大,修复任务重。尤其是秦汉、明清两个时期,战乱频繁,生态恶化破坏的厉害。历史上朔州地域人文性格特点
  一是忠勇:体现在朔州边民忠诚、勇猛、服从、尚武;二是豪放:体现在朔州边民大度、奔放、热情、义气;三是交融:体现在朔州边民改革、骑射、通婚、汉化;四是担当:体现在朔州边民敬责、喜饮、坚韧、无畏;五是爱国:体现在朔州边民团结、顾家、心齐、善战。
  关于代马、马邑文化
  朔州马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有“代北士马甲天下”之称。早在2.8万年前,朔州先民峙峪人就被称为黑驼山下猎马人。秦将蒙恬北击匈奴。《左传》记载,冀州北土,天下良马。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段意味深长,苏厉劝说赵王的话语。《史记·赵世家》记载,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苏厉在给赵惠王的信中告诫赵王道:“秦以三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勾注之南,非王有己。踰勾注,斩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亦非王有己。”
  “昆山之玉”是新疆昆仑山特产和田玉的简称。“常山”就是北岳恒山。“勾注山”,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释:“勾注山在代州西北也。”指的就是今天朔州的雁门山一带。所谓不“东下”,指的是秦国如果攻占并越过雁门关,据有恒山和上党,那么赵国曾拥有的来自晋北的代马、漠北蒙古草原的胡犬和新疆西域的稀世之物和田玉这三种珍宝就不会东来,因为这三宝是从我国西北经过河套地区东输到山西北部,再经过朔州、雁门关而南下中原王朝的。一旦雁门关失守“玉石之路”阻隔,赵国原有享誉天下的珍贵“三宝”便会失去。所以《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云:“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直向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
  除上述道路外,《入塞图》称,还有一条路:“又一道从平城西北行五百里至云中,又西北五十里至五原,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沃野镇,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高阙,又西北行二百五十里至郎君戍,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自晋阳至瀚海有此路。”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革更是让赵国开疆拓土,收到富国强兵实效。秦将蒙恬北击匈奴,筑华夏第一马文化城马邑时,朔州养马已蔚然大观,成了气候。北魏尔朱新兴时,朔州“牛羊驼马,色别成群,弥漫川谷,不可胜数。”北齐的开疆创业人高欢在未发迹前,曾投奔尔朱荣,因替尔朱荣降服一匹号称“毒龙”,蹄踢牙咬伤人的烈性良马而受到尔朱荣赏识。其后高欢夺取六镇起义果实,活跃在政治舞台,因而有了“尔朱荣送‘毒龙’送天下,高欢得‘毒龙’得天下”的传说。唐代在北边设立牧马监,朔州的养马业进一步发展。元代曾在马邑见军马牧场。新中国成立后,朔县仍有国营马场。1956年山西省畜牧厅在原朔县麻家梁一带兴建颇具规模的国营种马场,引进前苏联重挽马等优良品种,进行纯种繁殖和本地马的改良。尽管现存军制已取消骑兵部队,但时至今日,马文化在朔州仍备受欢迎和重视。朔州市把马踏飞燕巨型雕塑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标志之一。朔州主打马文化牌的不足之处是后劲和发展持续性稍差。
  由此可知,自先秦以来,朔州皆有军旅商道直通塞外可达瀚海,但必须越过勾注、雁门之险。所以,朔州、雁门关自古以来就是草原丝路上的重要节站,在丝绸之路上有无法替代的军事关隘地位和无与伦比的商贸文化价值。
  历史上朔州山阴县新旧广武城、雁门关一带既是“外壮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势控中原”和“密弥京师”的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部族进行经贸、文化交流以及向蒙古、俄罗斯、欧洲开拓万里国际茶叶之路的商旅必经之途。
  朔州与大同文化互有优长,朔州的佛教文化影响深远,应县木塔驰名中外,但难以和大同的佛教寺庙石窟文化匹敌。
  朔州历史文化定位需注重和考虑的三个特性
  一是传承性:人类文明必须具有传承性,既要考察古今,又要着眼未来。亦即朔州人从哪里来,想要到哪里去。二是生态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可持续发展必须注重生态环境,有科学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否则将影响到当地的长治久安,稳定持久。三是统一性:即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文化概念和形象的虚实统一,有机天成。
  综上所述,我认为朔州内外两道长城在中华民族长城文化上有特色。桑干河纵贯境内,长城由砖筑成,砖是(土+水)混合物。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马是古代最重要的军事征战利器,朔州历史上也曾有高欢的毒龙宝马,马文化一直与长城边塞金戈铁马、战马嘶鸣之状密切相关。农耕畜牧经济并存是朔州文化底色,也是生态经济的延伸。朔州古代边塞军事文化、马邑文化是重头,历史教训是生态破坏太厉害。从古今中外和地域文化、可持续发展综合考虑,朔州文化旅游可以做好山水(雁门勾注山、桑干河)大文章,打好长城边塞军事生态牌。文化发展战略可定位在“雁门关长城生态文化”上,或者简言为响亮的朔州“龙马生态文化”、朔州“长城生态文化”。这是民族文化龙与地域文化马、长城军事文化塞与地方生态文化河,人文西口文化与风沙治理修复生态的相对有机统一。